本号前文《仿制药质量波动带来的健康风险》通过三个案例，梳理了仿制药质量波动如何一步步传导到临床端，并最终对用药者健康造成影响。仿制药制度设计的前提固然是“同质量、同疗效、价格更可负担”，但一系列公开事件也持续提醒公众：当供应链高度全球化，而质量风险又常以“批次级、工艺级、供应链级”的方式呈现时，监管体系在“理念承诺”与“可核验的证据链条”之间，是否可能出现某种结构性缺口，进而让本应可控的风险变得更难被及时发现与纠偏？

围绕这一点，一个绕不开的问题是：FDA在仿制药上市后质量核验上是否存在短板？美国公益调查新闻机构ProPublica曾基于FDA公开数据进行梳理指出：自2018年以来，FDA 的仿制药质量监测项目累计检测次数不足650次；即便在这有限样本中，“通过”比例也并非100%，仍有约6%（约39次）未通过。另据其对2024年披露数据的统计，年度公开检测结果只有50余次。从“统计抽样”角度讲，与美国每年“十亿级”的仿制药处方规模相比，这几十次抽检规模，几乎不可能对真实风险做出有代表性的刻画。对比之下，欧盟在制度设计上更强调把“批次责任”前置：对第三国进口药品，强调由欧盟/EEA的合格放行人员对每批次放行负责，并要求进口批次开展质量控制检测/再检测。其核心逻辑是把“批次放行责任”制度化，从源头降低“批次级风险”在市场端扩散的概率。

对照下，FDA的上市后质量核验在现实中更像一场“高风险押注”：它并未对仿制药开展常态化、系统性抽检与疗效核验，而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企业自检与上报。与此同时，近年来大学、独立实验室乃至美国国防部等机构多次就仿制药中的污染物与质量缺陷提出警报，一些临床医生甚至不得不在实践中形成“信任/避雷”的经验性清单。为了检验“抽检稀疏是否会漏掉关键问题”，ProPublica还与独立实验室Valisure对11份常用药样本（覆盖不同厂商）开展检测，涉及安非他酮缓释片（Wellbutrin XL 仿制药）、琥珀酸美托洛尔（Toprol XL 仿制药）和阿托伐他汀（Lipitor 仿制药）等，重点评估杂质、有效成分含量一致性以及关键的溶出速度，并与原研对照。其报告提示：至少有一种安非他酮与一种美托洛尔出现溶出偏慢等异常，专家认为这可能削弱疗效；但对患者而言，往往无从得知自己拿到的是哪家工厂、哪一批次，是否存在“拖后腿”的风险。这也使得风险在个体层面呈现出“不可见、不可选、难追溯”的特征。

更令人担忧的是，若上市后核验覆盖面本就有限，那么“纸面合规”与“批次真实等效”之间的裂缝就更难被及时识别。ProPublica进一步指出：多年来，FDA并未对外界持续担忧的部分品种开展常态化检测，也未形成对“高风险工厂/高风险品种”的例行覆盖；在个别因数据造假等严重合规问题被限制供货的情形下，部分产品仍可基于“避免短缺” 等原因被豁免进入市场，但后续核验却并不充分。例如2023年FDA禁止印度Intas Pharmaceuticals的两家工厂向美国发货，部分原因是工人操纵药检记录以掩盖不良结果；但不久之后，FDA又将该公司的安非他酮排除在禁令之外，并在此后仅报告1次对该药的检测且结果为“通过”。然而，ProPublica的检测显示，该工厂生产的安非他酮溶出速度更慢，不仅慢于原研药，也慢于其他仿制药厂家的同类产品。这类“单次检测通过”与“批次差异引发的真实等效偏离”之间的张力，正是稀疏核验最难捕捉、却也最可能对患者造成实质影响的风险点。

与此同时，FDA近年来也在加速推动“减少、替代部分动物实验”的新药研发路径。比如《FDA Modernization Act 2.0》为细胞模型、计算模型等非动物方法作为监管提交证据来源释放了政策空间；在执行层面，FDA也陆续提出路线图、推进机制，并在部分领域（如单克隆抗体）发布面向非临床安全性研究的指导取向，目标之一是减少非人灵长类使用。

一边是对仿制药“上市后质量验证”投入有限，导致大量患者处在现实的“批次级风险不可见”状态；另一边是在替代方法的适用边界、验证标准与证据体系尚未全面成熟之前，加速将其推入关键监管决策链条。监管的科学升级，应当体现为证据标准更透明、验证路径更可复现、风险控制更前置、上市后核验更系统。当“减少动物实验”的推进速度，超过了替代证据体系成熟与监管能力配套（尤其是对仿制药的常态化质量核验能力）提升的速度，就容易被公众解读为“政策先行、监管滞后”。如果真如此，这显然不是监管的科学升级，而是职责倒退，长此以往，FDA的监管金字招牌恐怕要严重褪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