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五大自由的内涵》一文中，我们指出，正确理解动物的感知是利用五大自由评估动物福利的核心。然而，当五大自由被直接用作衡量动物福利状态的唯一标准时，也暴露出若干固有缺陷。

01首先，五大自由关注的主要是“免于”各类负面状态，几乎未触及“正向福利”（positive welfare）的衡量。例如，灵长类在丰富多样的环境中表现出的探索、社交、游戏等积极行为，本身就是高福利的重要标志，却难以在五大自由框架下得到量化评估。此外，随着神经科学、行为学和痛觉机制研究的迅猛发展，新的生物学证据不断刷新我们对动物感知的理解；而五大自由作为一个相对固化的规则集合，很难及时吸纳这些前沿发现，易导致评估工具与科学认知脱节。

02其次，作为评估框架，五大自由的每一项都语言简洁、易于理解。如，其英文中均以Freedom起首，形成醒目的头韵。再加上“自由”本身具有极强的感染力，使其极具说服力。正因如此，约翰·韦伯斯特（John Webster）在将五大自由从农场动物福利扩展到其它场景时，一直不愿放弃这一术语。然而，对“自由”二字的过度强调往往掩盖了其附加前提。这很容易误导公众和业界，以为负面体验可以完全消除，并将这种理想状态视为动物福利管理的“最低”要求，从而给一线饲养和护理人员施加了超出现实的责任压力。事实上，动物不可能完全免于口渴、饥饿、不适、疼痛和恐惧等负面体验。演化过程赋予动物一整套与内在功能状态相对应的本能负面情感，它们能驱使动物采取求生行为，如口渴促使饮水，饥饿驱动觅食，疼痛触发避险。这些负面情感缺失将直接威胁动物的生存。因此，五大自由更像是一种理想化的目标。如果将其当作可完全达成的实践指南，势必导致外界对“完美福利”的不切实际期待。

03再次，在监管与伦理审查层面，机械式地“对号入座”五大自由同样问题重重。一些机构往往将五大自由对应的保障措施（充足的食物、适宜的环境、疾病防治等）视为“一键完成”的合规清单，一旦文件上打了对勾，便默认动物福利已无短板。此时对动物真实情感状态——例如压力荷尔蒙水平、社会隔离引发的异常行为——反而缺乏关注，最终可能造成“纸面合规、实际失灵”的反效果。同时，过度依赖既定条款还会抑制现场人员的主动观察与持续改进能力，削弱“以动物为中心”的动态评估思维。

04最后，“绝对自由可以实现”的观念也被动物权利论者用来支持极端诉求：一旦“自由”被套上“权利”的外衣，便可能被解读为动物有权完全免于人类任何形式的利用或干预。这种论调忽视了“福利”与“权利”在伦理范畴上的本质差异，并将复杂的利益平衡简化为二元对立，给科学研究、公共卫生甚至濒危物种保护带来新的道德困境。

由此可见，五大自由前四条中的“免于……”应理解为“尽可能免于”。现实中，动物一生都不可能彻底摆脱所有负面体验，且某些“生存关键”负面情感在演化上具有适应价值。因此，现代动物福利评估更需要以五大自由为历史坐标，将其与“正向福利指标”“动态监测数据”及“物种特异性需求”结合，形成多维、渐进、可证据化的管理体系，而非将其视作一张永不过时的合格证。